游民好像又回来了
文｜西坡
最近一直在思考，我们当下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，发现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则很困难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找不到适用的参考系。就像苏东坡讲个那个寓言，一出生就失明的人，不认识太阳，有人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，这个盲人敲击铜盘听到声音，一天听到钟声跟铜盘的声音很像，于是觉得这是太阳。有人又告诉他太阳的光像蜡烛，盲人伸手摸到蜡烛的形状，一天摸到一个形状像蜡烛的乐器，又把乐器当成太阳。
我们对于社会图景的想象，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盲人想象太阳一样，只能从一种感官、一种经验、一种角度出发，试图去推导整体。但我们也不要嘲笑盲人，因为天生失明不是他的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可以从高处俯瞰全景的“天眼”。换个说法，假如他最终明白太阳的样子如铜盘、热度如蜡烛的无数倍，那么也已经算是接近太阳的真相了。
这几天看到杭州外卖员下跪的事情，想起一个词，一个消失已久的词——游民。我想，现在穿行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，跟过去的袍哥有什么区别呢？外卖员和保安这两个出身相同的群体之间的矛盾，跟从前江湖上的许多纷争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有时候会留心外卖员进出小区时与保安的互动，偶尔就能观察到那种江湖气息。他们自身可能也意识不到，是背后的历史在他们身上施加的力量。
说起孙中山加入过“洪门”，许多人都会把洪门想象成多么神秘莫测的组织。甚至说起江湖这个词，大家也都会想起水浒，想起金庸。但这些想象是脱离历史实际情境的。江湖也好帮派也好，首先都得基于生存的逻辑去理解，那些浪漫的元素都是衍生出来乃至附会出来的。
建议大家都去读读王学泰老师的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，这本书已经有年头了，学术上可能需要被迭代了，但对于普通大众建立历史通感，理解国情，还是很有帮助的。按照这本书的说法，游民指的就是“脱离了宗法与家族秩序的人们”，脱离了主流秩序的人们就是“脱序人”。这就是江湖儿女的本来面目。
脱序人大部分是被迫的，他们在主流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只能到社会的边缘去讨生活。讨生活的人多了，这里就形成一个新的天地。这个天地起初是“无序的、混乱的、盲目的、充满了艰辛与苦难的”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单独面对世界，除了维持肉体的存续，还要想办法安放自己的精神。时日一久，摸索出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的语言和生存法则，也就是在脱序中形成一种新的序。这种新的序就成了江湖。
游民的存在贯穿整个农业时代的始终。书本上讲的士农工商的整饬秩序，只是一种理想。西汉的鲍宣讲，农民流亡有七种常见的缘由：“凡民有七亡：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；县官重责，更赋租税，二亡也；贪吏并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；豪强大姓，蚕食亡厌，四亡也；苛吏徭役，失农桑时，五亡也；部落鼓鸣，男女遮迣，六亡也；盗贼劫略，取民财物，七亡也。”
其实直到我们80后小时候，游民都是一种现实风景。村里时不时就有乞讨者路过，有的就是纯粹乞讨，破衣烂衫，挨家挨户敲门，还有那种唱戏的瞎子，卖艺的马戏团。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，瞎子在巷口唱完戏，人们送上馒头、汤，他只会把汤一碗一碗喝掉，因为馒头可以携带。
还有一部电影《变脸》大家可以去看，讲一个江湖艺人“变脸王”和一个小女孩以及一只猴子的故事，拍得很好，感人至深。
我为什么想起游民，是因为我发现媒体在报道当下许多社会现象的时候，都喜欢搞那些抽象、玄奥、技术性的名词。比如一谈外卖员，就蹦出什么系统、算法、平台经济。一谈直播、网红，就谈什么流量、风口、虚拟社会。解释来解释去，只是无效的同义反复而已。其实很多现象放在游民社会的本土框架下，就迎刃而解了。
比如保安与外卖员群体之间的互相对抗，很多时候是与消费者无关的，只是两个游民群体之间的生态位博弈。他们都需要确认自身的安全感、价值感和归属感。
还有很多网络主播，他们通过“家人”和师徒制建立的拟血缘关系，与梁山泊上的交椅也没什么区别。
以及那些性别对立、反婚恋的言论的盛行，也不过是一群新的脱序人，在建立自己的赛博山寨。
我们对游民现象感到陌生，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，经济蓬勃向上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主流秩序里想象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更好的明天。在当时，每个人只要好好上学，好好上班，都可以按部就班地抬升自己的生活境遇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这种预期了。
大家发现“主流”的容纳能力有限，自己可能永远挤不进去。当一大批人的心态发生这种改变之后，我们社会的游民性就又浮出了水面。其实拉长时间来看，可能前一二十年那种游民性的消失，才是一种偶然。昨天看到一篇文章《那些“赖”在寺院里的年轻人》，发给一个曾在寺庙体验过一段时间的朋友，朋友说，年轻人也不容易，这种无根的状态会越来越普遍。是啊，目力所及，有根会是一种奢侈状态。